试管移植后第九天一哭就想吐-红胎记能治好吗
试管婴儿就找权威机构——9n1
中国的试管婴儿产业处于法律不禁、政府不允的灰色状态 。对试管婴儿的处罚
法律依据不足，故无法针对不同主体实现规制；对非医疗机构实施试管婴儿也没有规定任何处罚措施
中国的试管婴儿产业处于法律不禁、政府不允的灰色状态，许多需求者担 心法律和道德
风险，转赴海外寻求试管婴儿。图CFP
近日，中国是否适度放开试管婴儿或合法化的争议再起。
因商机所在，中国兴起一定规模的地下试 管婴儿产业链，包括委托方、试管
婴儿中介、代母（试管婴儿的母体）市场，及帮助实施试管婴儿技术的 医务人员
或黑诊所、支撑试管婴儿的药品器械提供者、媒介发布宣传者等。
但中国的试管 婴儿产业处于法律不禁、政府不允的灰色状态，许多需求者担
心法律和道德风险，转赴海外寻求试管婴儿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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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来，试管婴儿是禁是放，或是否存在一定范围开放的第三种道路可能？
卫生部的禁令缘由
试管婴儿在中国出现是近20余年的事情。试管婴儿技术在中国得到发展后，
1996年9 月首例试管婴儿试管婴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诞生。孩子的母亲多次
流产后，因妊娠中期子宫破裂而行绝 育术，因此选择试管婴儿。
现年78岁的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院长卢光琇，是生殖医学领 域的
专家，在她手下诞生了中国首例冷冻精子人工受精婴儿。上世纪80年代末期，
她参与人类 体外受精、胚胎移植即试管婴儿的国家“七五”重点攻关课题，课题
获得成功。
卢光琇对 《财经》记者说，上世纪90年代，在原卫生部禁止试管婴儿的规
定出台之前，中国开始出现一些试管婴 儿案例，“有几个非常成功的案例，但也
有不成功的。我也曾实施过试管婴儿技术，当时能实施辅助生殖 技术的医院全国
就几家，都有专家参与，实施严谨，当时医院并不是为了钱实施试管婴儿”。
通过当时的少数试管婴儿案例，卢光琇发现试管婴儿技术虽然在医学上比较
简单，但会带来不少法律、伦 理和社会问题。她遇到一起案例，女方得了乳腺癌
不能生育因此请别人试管婴儿，当时没有任何法律规制 ，双方签订了合同，但在
试管婴儿期间代母方不断提出新的要求，“还好湖南省政府有关部门参与，才顺
利度过危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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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还了解到一起案例，姐姐 帮妹妹试管婴儿，前期比较顺利，但胎儿足月快
生时，“因家庭发生矛盾，姐姐就把胎儿流产了，这件事 情让我觉得很可怕，没
有法律保障，双方都有风险”。
另外，试管婴儿主要有两种方式， 一种是精子和卵子来自试管婴儿的需求方，
第二种是精子来自试管婴儿需求方，但卵子来自试管婴儿母亲 。后者就容易带来
抚养权和探视权的纠纷。
对待试管婴儿，国际上也出现不同的态度。卢 光琇介绍，韩国、美国部分州、
俄罗斯、印度、泰国等允许试管婴儿，泰国后来收紧试管婴儿。英国、荷 兰立法
允许试管婴儿，但禁止商业试管婴儿。瑞士、法国、德国等明确禁止试管婴儿。
巴 西规定，试管婴儿者必须与患者夫妇是亲属，希腊规定试管婴儿必须有医
学支撑且经过法院审批，英国规 定试管婴儿必须经胚胎管理局审批，在这些国家
试管婴儿都是无偿行为。
在中国香港，试 管婴儿必须经过委托，委托夫妇与试管婴儿者双方，须经至
少两名医生辅导，但不能涉及交易和商业目的 ，否则三方将被追究法律责任。“因
此，虽然香港可以试管婴儿，但内地少有人去香港试管婴儿。”卢光 琇说。
开放试管婴儿的国家大部分不主张商业试管婴儿，将子宫商品化出租。
卢光 琇说，商业试管婴儿的代母一般都缺钱，她们是弱势群体，出租子宫做
生育工具，怀孕期间会有流产、出 现并发症等风险，流产还会造成20%的女性
不孕。孩子出生如有畸形或者智力缺陷，双方都不要怎么办 ？孕妇分娩如出现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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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情况，“那谁来选择是救孩子还是救妈妈，这些都是问题，必须考虑试管婴儿
者的利益”。
基于上述情况和参考国际状况，2001年原卫生部颁布了《人类辅助生殖技
术管理办法》 （下称《辅助生殖办法》），禁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
式的试管婴儿技术，卢光琇参与了办法 的制定。“在法规不健全时，如果放开一
个生育方式，双方都得不到保障。”
另一名对原 卫生部试管婴儿禁令知情的业内人士对《财经》记者称，卫生部
曾参考国际情况，分析当时对试管婴儿作 出规定的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
教训，结合中国实际，决定禁止试管婴儿。
像英国 那样实施自愿奉献没有商业利益的试管婴儿，并且成立胚胎管理局有
专家公正审核试管婴儿申请，“在中 国很难行得通”。他说，一旦允许试管婴儿，
将会使辅助生殖技术进一步商业化。“真正有试管婴儿需求 的人数，在中国可能
1‰都不到”，在没有上位法保障的情况下，放开这少部分人的需求，会损害多数人的利益。
禁令出台后，中国出现了地下试管婴儿产业。卢光琇听说一些试管婴儿者是大学生，她表示担心，“她们都没有生过孩子啊，不能只为赚钱不考虑试管婴儿
者的身心。寻求试管 婴儿的多是有钱一方，试管婴儿不能仅仅是解决这少部分人
的需求，忽视他人利益，一些自己能生育但不 想经历妊娠过程的想法更是不应
该。”
国内与海外的试管婴儿市场差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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庞大的不孕不育患者和失独群体，被认为是试管婴儿存 在的基础，这两个群
体目前并无准确的统计数据。2012年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调查显示，中国不孕< br>不育患者超过4000万人，占育龄人口的12.5%。
但不孕不育的解决途径有药物治疗、试管婴儿、人工授精等，试管婴儿并非
唯一选项。
试管婴儿处于灰色地带，也很难统计试管婴儿人数。9n1 试管婴儿网自称
是中国首家试管婴儿网，其 网站声称自2004年创建开创中国试管婴儿行业，已
成功诞生1万余名婴儿。
《辅助生 殖办法》明确规定，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试管
婴儿技术。2003年原卫生部颁布《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》，
也明确规定医务人员不得实施试管婴儿技术。
一些从事试管婴儿中介的公司认为，上述规定只是行政规章，在法律层面并
未禁止试管婴儿，且行政规章 只约束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，对个人和中介机构从
事试管婴儿并无明确禁止。
9n1试管 婴儿网一名工作人员发来的文件显示，该公司是唯一一家可提供高
端医疗合作的中介，具有超高安全性和 精细化后勤管理的试管婴儿机构。代母集
中居住在“中高档小区”，怀孕过程的各种突发情况都有成熟解 决方案，“有
24小时工作的管理人员，每天监督代母的日常生活”。因有众多假冒该公司的
中 介，客户会与董事长当面或视频签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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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公司的收费 套餐分不同情形。比如65万元起步的包成功包风险套餐，根
据付款次数和身体条件不同分档，最高付1 35万元。所谓的包成功承诺，指两
年内和三个试管婴儿周期内保证协议指定的精、卵供应方生产符合出 院健康标准
的一名婴儿，但因客户精、卵供应方的基因缺陷引起婴儿先天疾病除外，否则
9n1 退还客户已付款项。另外，还有36万元起步的全委托不包成功不包风险套
餐。
上述承诺对生育来说，风险因素依然不可测，最简单的可能——被集中管
理的代母逃跑怎么 办？因此，9n1在36万元的套餐中注明，如代母在怀孕期间
失踪，退款60%给客户。
试管婴儿在中国虽没有法律禁止，但有违政令，试管婴儿公司游走在法律边
缘。这让许多试管婴儿需求者 觉得没有法律保障，转而寻求境外试管婴儿服务。
遭受生育苦恼的刘琳（化名）求子多年未成，最 终选择赴美试管婴儿。帮助
刘琳完成试管婴儿的是英医院生殖中心。这家生殖专科医院主做试管婴儿，在 日
美有诊所，在美国有试管婴儿中介合作伙伴，2012年进入中国，成立北京代表
处。
该处医疗助理Claire称，近两年随着二胎政策放开，去美国做试管婴儿的
客户逐渐增 多，“2012年时也就两三个客户试管婴儿，到现在试管婴儿的累计
约50位”。试管婴儿的需求者年 龄在35岁-45岁之间，有一定经济基础，多
有子宫疾病不能生育，也有人想生二胎，但不想花时间辛 苦怀胎就找代母替。“有
客户称，我付钱，你们把孩子给我接回来就行。” Claire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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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一些中国客户直接到美国找试管婴儿公司完成试管婴儿。董明兆
（Mingzhao Dong）在圣地亚哥的试管婴儿公司Conceptual Options工作。
董明兆称， 美国各州的法律不同，加州早在1993年就明确试管婴儿合法，
且法律最为宽松，对试管婴儿需求者如 异性伴侣、同性伴侣、未婚男女都没有限
制，是美国最大的商业试管婴儿州。
即便加州环 境比较宽松，试管婴儿公司还是会偶尔收到对试管婴儿的抗议—
—为何不领养，而要试管婴儿？
该公司自1999年成立已完成超过1400个试管婴儿案例，2002年左右，
来自全球 各地的客户快速增长，该公司因此聘请了中文、法文、德文等翻译员工，
这些地区是其目前最主要的客户 来源。
“来自中国的客户从2008年的约1%增长到现在的40%，多为公司老板，
最 近也有一些白领雇员和金领雇员。”董明兆说。个别来自中国的富豪客户，进
出诊所会包下整个诊所、或 者约试管医生在酒店房间见面，以免被人认出。二胎
开放之后，大龄父母的申请变得更多。“失独群体应 该是我们的客源之一，但客
户通常不愿谈起这些。”
刘琳的试管婴儿过程在加州完成，新 生儿快出世了，她还未见过代母本人。
此前挑选代母和与代母的产检等联络，均通过网络完成，签订移植 合同也通过网
络和视频录像完成，有中介把关。
Claire介绍，加州代母资源丰富， 且试管婴儿操作的流程健全，双方签订合
同后有法律制约和保障。比如，从签订合同起，有试管婴儿律师 介入。试管婴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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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求方付给试管婴儿中介的费用，其中一部 分存在信托基金账号，代母产检、加
油等费用以报销的方式从中扣除。合同对代母的约定详细，怀孕期间 不能涂指甲
油、不能抽烟喝酒，如果代母流产，休息三个月后再次移植。试管婴儿中介对代
母的 筛选和第三方调查严格，约2%、3%的申报者才能成为代母。代母也会挑
选客户，“双方没有眼缘或者 客户架子太大，代母会拒绝合作。”
一次试管婴儿，代母除了产检等费用外，大概能拿到3万美元起的基本收入。
“对代母的要求之一 是具有自我献身助人的心，金钱是代母做试管婴儿的原
因但不是主因。”Conceptual Opt ions公司的董明兆称，这也是对代母心理检
查最重要的一点，不然代母一旦有工作或者家庭变动，金 钱压力骤然降低，反悔
退出对准父母和公司的影响非常大。代母退出，虽然按合约要退回准父母款项，< br>但其实非常难要回，打官司也耗时。“有时公司会先扛下亏本退回准父母费用。
这是我们最不愿意 看到的。”
在加州，代母申请要经过四大关口——背景调查、医疗历史、心理检查、
体检 药检。中介的服务自然转嫁到客户身上，赴美试管婴儿10万美元以上，另
外考虑实际花销、代母经验、 双胞胎上浮，及一个周期的试管费用为2万-3万
美元等，一般需要10万-20万美元。
在中国，从事代母的不少为经济所迫。《财经》记者联系到的几名代母，她
们都直接表示缺钱。一名没有 加入中介机构的代母称，“不是迫不得已，谁做这
个。”她自称已帮人试管婴儿一次，收费30万元，正 在寻求下一个客户。“签
合同其实没用，还是看双方诚信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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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她这样在网络发布个人试管婴儿和求代广告的并非个 例，问及试管婴儿失
败的可能和风险，她们并不主动作答，有的会说“那就再来一次”。
试管婴儿难禁的困境
原卫生部禁令出台十余年后，近几年有关试管婴儿的争议时常兴起。呼吁开< br>放试管婴儿者，以试管婴儿需求庞大（如较高的不孕不育率和失独群体增加）为
由，提议试管婴儿 合法化。对试管婴儿，纵观国内外情况，大体上就是三种态度
——禁、放，或一定范围开放的第三种道路 。
国家卫计委多次重申禁止试管婴儿。2月8日，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毛群
安表示，试 管婴儿是涉及法律、伦理和社会的复杂问题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
禁止实施任何形式的试管婴儿，对参 与试管婴儿的机构和人员进行经济处罚和刑
罚。卫计委等有关部门将继续严厉打击试管婴儿这种违法违规 行为。
近两年，为解决试管婴儿问题，卫计委、公安部、网信办等多部门联合开展
打击试 管婴儿专项行动，查处开展试管婴儿行为的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、查处开
展试管婴儿行为的中介机构并对 开展试管婴儿宣传的网络进行清理等。但效果并
不是很显著，比如，网络上可随处检索到的违规试管婴儿 中介广告信息能否彻底
清除？
在有关试管婴儿的行政处罚上，《辅助生殖办法》仅规定对 医疗机构实施试
管婴儿技术的行为，卫生行政部门应给予警告、3万元以下罚款，并给予有关责
任人行政处分。该办法还称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但并没有直接对
应的罪名，甚至对买卖配 子或合子（即卵子精子）、胚胎的行为，处罚也是如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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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刑法上也没有直接对应的罪名。对非医疗机构实施试管婴儿，并没有规定任何
处罚措施。
与试管婴儿有关的案例正在增加。
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宝林曾有临床工作经验 ，他研究分析了近千份与
试管婴儿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案例，除了行政处罚案件外，司法实践中案件主要有
五种类型。
一是试管婴儿引发的监护权、抚养关系和探视权纠纷，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去< br>年上海市一起买卵试管婴儿引发的纠纷，孩子父亲去世后，引发婆媳争夺监护权
的诉讼。法院抛开 前置试管婴儿行为是否非法，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考虑，终审
判决孩子的养育妈妈取得监护权。另一起典 型案例是，女大学生柳某通过中介与
覃某签订试管婴儿协议，以自然受孕的方式为覃某生子并获得报酬， 但随后柳某
违反协议起诉要求探视权。该案以调解结案，覃某同意柳某探视。对这类案件，
为避 开对试管婴儿协议效力的判定，“司法的一种常见处理方式是调解”。
第二类是离婚案件中因试管 婴儿产生的债务纠纷。一方举债试管婴儿，另一
方并不知情，法院一般不支持双方承担共同清偿责任。
第三类是试管婴儿协议引发的签订方诉讼，但通常在形式上表现为借贷协
议。对这类案件， 法院一般根据《民法通则》第七条关于公序良俗原则和《合同
法》有关规定认定试管婴儿协议无效，再根 据打款情况、实际用途等具体情形判
断是否返还。
第四类是因试管婴儿引发的名誉权等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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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类是 试管婴儿有关的刑事案件，如以试管婴儿为名实施的刑事诈骗、试
管婴儿涉及的非法行医、向试管婴儿中 介出售出生证明引发的买卖国家机关证件
罪案等。
王宝林介绍，当前试管婴儿产业链条相 对完整，包括委托方、试管婴儿中介、
代母市场，及帮助实施试管婴儿技术的医务人员或黑诊所、支撑试 管婴儿的药品
器械提供者、媒介发布宣传者等，“但对试管婴儿的处罚法律依据不足，并不能
针 对不同主体实现规制。”
立法机关也在考虑试管婴儿立法问题。2015年12月公布的《人口与 计划
生育法（修正案）》草案，增加了一条，明确“禁止买卖精子、卵子、受精卵和
胚胎，禁止 以任何形式实施试管婴儿”。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，因争议太
多后被删除。
这次的 立法争议之后，国家卫计委曾于2016年3月召开一次有关试管婴儿
的法律研讨会，中国人民大学民商 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立新参加了该次会
议。
“参会的专家十余人，有来自婚姻法、 行政法、卫生法等方面的法律界专家，
及医疗机构的专家。”杨立新对《财经》记者说。多数专家认为应 采取原则上禁
止试管婴儿但适度灵活的法律政策，对确有需要的可适当放开做特例处理。少数
医 学专家和婚姻法专家持反对态度，坚决不同意放开试管婴儿。
杨立新持前者意见：严格界定试管婴 儿的概念，对确有需要的可适当放开做
特例处理，并明确试管婴儿行为的法律后果。在法律规定的适当放 开范围内的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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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婴儿，应当由法律规定严格审批和监管程序 。比如试管婴儿的批准，应由省一
级政府授权的医疗机构的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，并报地市一级的政府主 管部门备
案等。
试管婴儿是否该“一禁了之”的讨论仍在持续，立法机关对此并未有最新动
向。
卢光琇始终不赞成商业化的试管婴儿。至于是否放开一部分人的需求，她认
为 “一定要考虑各项法规是 否健全，医疗行业的商业化思潮是否得到控制，公
众的思想认识和医务人员的医德等各种因素”。
目前，已入古稀之年的卢光琇，还定期坐诊接待患者。常有患者诉说不孕不
育的苦恼，她有 时建议对方领养一个孩子，但患者称没有地方领养。
“解决不孕不育的方法有很多，不要都盯着试 管婴儿，政府可以健全领养和
过继手续，公众也要培养博大的胸怀爱每一个孩子。”卢光琇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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